起名

名园老马

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，是人在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标志。起名是一门学问、艺术，可以写成一部大书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起名往往与时代变迁、地域文化、人文背景息息相关，烙上特有的印记。名字看似简简单单的文字组合，却往往能看出其背后隐藏的意义。说到此，便想起与之有关的一些事。

记得，童年时代住在乡下，不少村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，其中，一家三兄弟分别叫“建国”“建新”“建民”。观其名字，就可断定它们与新中国息息相联，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烙印，叫起来既新潮，又响亮。还有一家几个儿子都是“文革”时期出生，他们的名字如今看来，颇滑稽，甚至有点荒唐，分别叫“武卫”“红卫”“卫国”，之所以这样取，纯粹是迎合了那个特殊时代，还有点媚俗。名字虽为人的代号，但也要文雅一点。起名终究离不开所处的时代。

说到起名，不得不提不少70后80后熟悉的港剧《大地恩情》，该剧内容是中国动荡时代传统农民家庭奋斗故事的缩影。剧中几个主角起名很有意思，杨大可有二子一女，大儿字起名“六斤”，二儿子起名“九斤”，小女儿起名“阿满”。大儿子因为出世时，称重仅有六市斤，故起名“六斤”，当时家庭境况惨淡，营养不良；待二儿子出生时，家庭已渐入佳境，称重有“九斤”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“白白胖胖”了，故用“九斤”之名。那是清末民初农村里儿童最常见的一种起名方式。待到小女儿出生时，家境已大大改观了，丰衣足食，家中本已添两丁，再添小女儿，在那个很多人食不果腹的农村，算是家庭美满。虽是电视剧，有虚构成分，但也反映了彼时人起名所带的时代痕迹。

古语云：赐子千金，不如赐佳名。好名字让人叫起来顺口、易记。但祖国幅员广大，南北方文化、语言、经济存在差异。

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讲话，同为南方人，吴越方言区的人，根本听不懂闽粤方言的人讲话。同一个方言又有多种方言，方言彼此差异大。经济发展程度、生活习惯、语言环境，必将出现人名文化上的差异。故，宋人俞成先生在《萤雪丛说》中讲过：“尝观进士同年录，江南人习尚机巧，故其子名多是好字，足见自高之心；江北人大体任真，故其子名多非佳字，足见自贬之意。”取名南北有异，自古亦然。

南方人较重视文雅，给孩子起名重视名字的音韵和文化内涵，认为一个好听、有意义的名字，可以为人带来好运，让人感到生活充满希望和美好。往往会选择带有美好生活寓意的字眼，如“美”“颖”“佳”“莹”等，不一而足。而北方人起名更偏“硬”气，南方人起名更温软。据报道，北京叫“张伟”的人就有五千多人，哈尔滨人喜欢用在名字里的是“伟”字。据字典解释，“伟”本义是高大、壮美的意思，东北汉子的伟岸和豪爽用“伟”字最合适。上海地处太湖流域，浸润着水乡的幽雅，女人取名多用“洁、敏、燕” 字。看来地域文化无不影响着个人起名爱好。

起名贵在独特新颖。贾平凹与何其芳，为喜爱现代文学的人所熟悉，前者精于小说，后者攻于诗歌。陕西商洛人给山里孩子起名往往喜欢叫猫娃狗娃的，就是所谓“取贱名好生养”之说，父母为他取名“平娃”，希望孩子平平安安，寄寓老辈人的祝福，后经名者深思，将“娃”改成“凹”（陕西话中，这两字同音同调），改字不改音，意境却有天地之别。以平淡无奇的字面，含最深最广的哲理，其理愈味愈深。据他说：“我改做‘志强'但这名字没有叫开，因为我姓贾，叫起来就是‘假’的……这个姓决定了我当不了‘左’派”。

而他本人认为“凹字稳妥、凹是吃亏，吃亏是福；凹是器皿，盛水不漏，凹是谦下，虚怀若谷……”“凹则不平”、又有凹凸不平之意，文道如人道。这一字之改，就将他的名字成为了推陈出新改名中的典范。何其芳，原名何玉芳，此名平淡而无奇，卑弱而无文采，与普通的村妇村姑俗名无异，一日，老师将“玉”改为“其”字，果然有天壤之别，真是化腐朽为神奇，变平淡为灵异。由此，也足见汉字文化底蕴之博大精深。

古人也一样重视起名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就说：“皇览揆余初度兮，肇锡余以嘉名：名余曰正则兮，字余曰灵均。”意思是说：我的父亲考察了我的出生时间，就赐给我一个好名字——名叫“正则”，字叫“灵均”（屈原名“平”，字“原”，无凹凸为平，无凹凸且广大曰原，正则和灵均则为二者的引申义）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在所著的《陶渊明传》中称：“陶渊明，字元亮；或云，潜。”在古代“字”是对“名”的补充，一般用名的本意相近词或者相反词来充当。陶渊明名的潜有隐藏之意，而字中的亮、明皆有光亮、显露在外的意思，显然无论到底是元亮还是渊明，这两种字都与陶渊明的字“潜”有一定关系。还有，唐代杜甫字子美，名与字一般都是相关联的，“甫”有美好之意，故取表字叫子美。在此，不再赘述。

最后，翻遍字典，词源，可以用来做名字的好字，确实有限。重名、俗名现象迭出，还是按照前人提出的，男起名参照《诗经》，女起名参照《楚辞》，选个好名字！

来源：善美东岸

文字：马泽松

图片：网络

编辑：马泽松

审核：黄晓萍